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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也跟着说：“老总，主要是学习忙。”
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时，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劳动时，每两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只要一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眼睛一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
“锡联老弟呀，我们得节省能量啊！”
“如何节省呀？”“锡联老弟”饶有兴趣地问。
“去时，你就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回来时，我坐车上，你推着我。”
“好啊！省得一个人走路！”陈锡联不假思索，就高兴地同意了。
谁知刚干了几天，他就大呼上当，“误中了大哥的j计”。原来，去的时候还没干活，身上有劲，“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又是说又是笑的。可在回来时，因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要死，这时“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却还要推着车，并且还带个大活人，因此更加疲惫不堪，回到驻地，“老弟”常常是筋疲力尽，而“大哥”坐在车上休息了，又是精神抖擞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去了。这样过了两天，“锡联老弟”就不干了，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他推着“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哥”推他。
可是，“大哥”就是不同意。后来，“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赓才稍稍让了一点儿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
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中，他们和众人修建了延安机场。
谁也没有想到这“哥儿俩”打打闹闹，居然还“闹”成了连襟。
那是1949年8月的事，当时陈锡联率领3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他没想到就在武汉调兵遣将时，一天，“大哥”突然带着一姑娘闯进了他的指挥部。一见面，他就说：“胖子，看看漂亮不？”
陈锡联一看，姑娘圆圆的脸蛋，还真的很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
“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老婆！”
陈锡联以前结过一次婚。前妻粟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她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并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来“耍”自己、拿自己开玩笑了。因为早在1943年在延安修飞机场时，陈赓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时，路上就总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呀锡联老弟，可惜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不然，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劲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漂亮妹妹嫁给你！”
当时他就知“大哥”是拿自己开心，边笑着边回答说：“谁不知你湘乡陈家两个女儿早嫁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呢！你还有妹妹嫁给我？亏我早就结了婚，等你的漂亮妹妹，下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此刻，他照样回答：“哈哈，你的妹妹？这老伎俩六七年前俺识破了呢！”说罢，又补上一句：
“你的妹妹？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陈锡联的话把旁边的姑娘弄得满脸绯红。可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哥”却是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真的是我的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呢，叫王璇梅！”
陈锡联一看，她圆圆的脸蛋果真与王根英很相像。王根英是陈赓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时就见过王根英，她在1939年冀南“扫荡”突围时不幸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此刻，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的“妹妹”竟然是王根英的亲妹！
原来，陈赓与王根英感情很深，和傅涯结婚后仍对王家关心有加。王璇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后也参加了革命。陈锡联丧妻后，陈赓就想到了她，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这次趁着战役空隙，事先连招呼都没打，就把王璇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老弟”。
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璇梅果然一见钟情，在“大哥”的力促下，很快就结婚了。
在婚礼上，陈赓笑着对人说：“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儿俩’，现在又成了连襟。哈哈，我们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呀！”
“哥儿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14创办军工学院
1952年6月，陈赓从朝鲜战场上回国后，受命组建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他和苏联顾问把学院选址哈尔滨，在奠基军工学院时，武将出身的陈赓与教授们开始了打交道，他求才若渴和关爱知识分子的特性表现无遗。
这所学院就是后来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国防科技大学的前身。
（1）
受命组建我军高等军事院校后，陈赓的计划很大，他要把学院办成包括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五个兵种的综合性学院。但筹办这样大型的学院，最突出的困难就是缺乏师资。于是他从全国各大学挑选了一批“尖子教授”，可是，这种“挖墙脚”的事情，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挖成的，许多大学从自身科研和教学需要，死活“不放人”。他没办法只好拿着名单找周恩来总理“特批”。
这时，总理事情多，特别忙。陈赓又是个急性子，只好到早晨或夜间去他家里“堵”，但是“堵”了几次都没“堵到”。一天，他打听到总理某日在国务院西花厅办公。他早早赶来了，可总理已开始了工作。那天总理是接见民主人士，排好了接见名单，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陈赓见到了总理，却没法谈自己“挖墙脚”的事儿，只好也在那里等着，可等了一会儿，他就有了主意。
突然，他起身走了。原来他在周总理上厕所的必经之路--西花厅至厕所旁的一棵海棠树下“设堵”。一个小时后，果然，他看见总理出来了，并且是去上厕所，便跟了进去。总理见他匆匆忙忙走进来，问道：
“陈赓，你来干什么？”
陈赓立即递上选调的教授名单，说：“有几个教授名单，请批一下。”
总理说：“你等会儿。我先上个厕所。”
陈赓说：“等会你就走了。”
总理拿他没办法，只好为他审批了选调教授名单，签上了一行字。
陈赓前脚一出西花厅，就火速赶往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老领导刘伯承在北京的住处。刘伯承正好在，他远远看见陈赓急匆匆地走进来，故意把脸一沉：
“陈赓你手真长，又来挖我的墙脚啦！”
“嘿嘿，老师长，我哪敢呢？是总理特批的。总理还跟我说，他已经跟你说过了，要我再去找你，请你支持。”
原来，在选调教授时，陈赓还“挖”了老领导属下的军事学院的两名教授。他说的“是总理特批”是真话，总理说的后那句话却是他陈赓的话——他杜撰的。
就这样，陈赓从华东、中南、西南和京津地区共抽调了78名教授和专家，组建了17个基础教授会和23个专业教授会。
（2）
在筹办军事工程学院的时候，有位弹道学教授向陈赓推荐一个人，说：
“他是个宝贝，还懂法文。你要是提名要他，可以在弹道方面有所帮助。”
陈赓听说他是弹道专家，又懂法文，脱口而出：“好啊，这样的人才，我们当然要！”
这位教授说：“我推荐的人，是位专家。可他不仅历史上有问题，而且还是个现行犯。”
原来，这人在解放前就是研究弹道的专家，曾经留学法国，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过，又曾任过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过贡献，但建国后他在民航总局任职时，因犯贪污罪在“三反”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二年”。
陈赓得知他的情况后，说：“只要是宝贝，就可以叫他立功赎罪嘛！”
他立即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打电话，要董老“刀下留情”，说：“我们办军工需要这样的弹道专家呀！董老，他是你的罪犯，对我来说就是宝贝呀。”
董必武等人后经研究，叫他立功赎罪，改为监外执行。结果，两个星期就办完了手续，筹委会给监狱开了收条。此人戴着手铐被押送到恭俭胡同，陈赓见着，立即说：“把手铐去掉。”然后，派人把他送到哈尔滨。
在军工学院，陈赓又在老红楼给他拽了一间房子，专门翻译科技情报资料。结果，这位弹道专家在那里一面劳动，一面工作，以后被政府特赦。
（3）
开学以后，汇集到军工学院的知识分子愈来愈多。但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由于历次运动中常受到冲击，心有余悸。
一次，陈赓找了几位此种情况的老教授们谈心。
他说：“你们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社会关系，把它讲清楚就是了。”
但是，这些教授们还是放不下包袱。其中一位教授迟迟疑疑地说：“我留过美，还有个表弟逃往了台湾，是蒋介石的高官……”
众人也都诉说起了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言下之意就是自己的“社会关系”太复杂，说不清也脱不了干系。陈赓笑着说：
“难道你们的社会关系还有我复杂？我给蒋介石当过副官，还背过蒋介石，救过他的命。问题不在于同蒋介石有没有关系，而在于同蒋介石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们没必要把过去的社会关系当作包袱。”
一位教授说：“我社会关系倒不复杂，但我是剥削阶级出身，父亲是大工厂主，在南洋还有工厂……”
陈赓一笑，说：“我家里是大地主，良田几百亩。1927年发动马日事变时，在湖南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那个国民党军队团长许克祥，你们知道吧。”
“知道，他和你也有关系？”
“何止是关系？他父亲许七还做过我家的长工呢。”
原来，1927年马日事变的祸首许克祥也是湖南湘乡人，老家距离陈赓家只有几里路。许克祥家里原来很穷，他的父亲许七是个碓匠，专替人做舂稻子用的碓子，在乡里间走街串巷谋生。每年夏、冬二季，他都要到陈赓家里干两次活。穷小子许克祥十几岁就当兵入营吃粮，22岁投入宝郡守备区卿衡部，才当上连长，后来辗转多个主子，先投入朱泽黄旅任营长，可是军阀赵恒惕主湘时，他又投奔陈嘉佑旅任营长，不久陈嘉佑旅被赵恒惕解决，他又同陈旅另一营长陶峙岳（解放前夕在西北起义）拖着队伍投往湘西镇守使蔡巨猷部，被委为刘叙彝第9旅毛炳文团的营长。蔡巨猷号称“湘西王”，他的手下专为川、滇、黔等省贩卖鸦片的客商护运烟土，抽收过境税。许克祥的老婆是妓女出身，善于逢迎，因为与烟商交往甚密，从中分得不少利润。后来，他用这笔靠老婆弄来的钱在湘乡老家购置田产100多亩，才帮老父亲“脱了贫”，结束了他在陈家打工的历史。
陈赓讲完这个故事后，说：“由于选择的道路不同，我这个大地主的儿子成了共产党员，他这个穷苦家庭出身的人却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我希望你们都来做红色教授。”
他这番话对背上了“社会关系复杂”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包袱的教授是莫大的鼓舞。
（4）
1957年，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军事工程学院一位老教授在政治上讲过错话，受到群众的批判。
运动快要结束时，学院把这位教授的言论送到北京给陈赓过目，并打电话向他请示：
“要不要给这位教授戴右派分子的帽子？”
陈赓回答说：“老教师有点旧思想是难免的，不能要求他们一朝一夕彻底改变。有错误也是允许的，老同志也有犯错误的嘛！解放军里头就有这样的人。这位教授在建院中是有功劳的，我看算了，不要戴什么帽子了。”
15和妹夫同被授予大将
1955年9月，我军实行军衔制度，战功赫赫的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为我军十大将军之一。在这次授衔中，与他一起成为将军的，有他当年的同事，有他的下级，还有他的连襟陈锡联，但是这些不是他的闪光点，正如他说的：“我与谭政一武一文同授大将，才是最有意思的事！”
而事实上，陈赓与谭政同授为大将，确实是一段值得一说的佳话。
一是他们同是湘乡老乡，两家相距不到10里，三代世交，同为当地大户人家。
二是谭政比陈赓小，也是如卢冬生一样，是由陈赓“带上革命”的。
三是谭政还是陈赓的亲妹夫，也就是说陈赓是谭政的大舅子。
陈赓与谭政是三代世交。陈谭两家，一个在柳树铺，一个在楠竹山村；陈家是武将出身，陈赓的祖父曾是曾国藩湘军的猛将；谭家是书香门第，谭政的祖父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绅士，两家都是当地有名的大户，田地上百亩。两家门当户对，几代相交，过往甚密。谭政的父亲谭润区与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同是教书为业，互为密友，有趣的是，谭润区是新式学堂东山高小的教员，却倾慕旧学，而陈赓的父亲陈绍纯是当地有名的私塾教师，却心仪新学。
陈赓大谭政3岁，两人同在七里桥谭家祠堂蒙馆读书。谭政原名世铭，别号举安，6岁时，被父亲送入蒙馆读书。在蒙馆，他结识了先他而来的陈赓。因为父辈的友谊，两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私塾毕业后，陈赓考入谭政父亲谭润区执教的东山高小，可当谭政也向父亲要求报考东山高小时，却被身为新式学堂教员的谭润区拒绝。因为迷信旧学，谭润区对儿子今后的学业定了“两不准”：一不准升入改革后的东山高小，二不准赴省城报考中学。他的愿望是让儿子继续读私塾，掌握正统的封建礼法，结果，对陈赓父亲陈绍纯说：“请看在我们几代相交的情份上，收下小儿。”
陈绍纯满口答应了，并为他提供食宿。
10岁的谭政虽对父亲的安排不愿意，却也无可奈何。陈赓在东山高小学习不久后，他则进入陈家，在陈绍纯的私塾读着四书五经。陈赓有个小6岁的四妹，叫陈秋葵，活泼可爱。结果，10岁的谭政与7岁的陈秋葵天天在一起，读书、玩耍，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十分的要好。
此时，湘中农村时兴早婚，子女到了十一二岁，家长就要为他们提婚论嫁，并且定亲。看着谭政与秋葵两人情深意笃，陈谭两家的长辈喜上眉梢。不久，两家择定吉日良辰，为他们定下了婚事。
这时在东山高小学习的陈赓不时回家，他把自己在新式学堂里的所见所闻说给谭政和妹妹听，这使得谭政的心不安分了，在陈赓的怂恿下，一天，他对父亲说：
“我也要去报考东山学堂。”
谭润区一听，急了：“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做首词，就像说话似的，还叫什么白话诗，这哪是什么诗？平平仄仄在哪里？讲授的什么物理、化学，那样不是洋玩意？你看周围100里，谁用氧气加氢气做水？天上早就有这玩意儿！”
什么物理、化学，还有新诗、白话文，这对天天念着八股文的谭政来说，哪知道是些什么？“氧气加氢气做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结果，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好硬顶着嘴：
“新学就是好，讲科学，我不上新式学堂，就跟不上潮流！”
但任凭儿子怎么说，谭润区就是一条：“不许你胡说！洋学堂好不过老私塾！”
结果，谭政一出门，陈赓又来了，叽里咕噜几句，谭政又撞开了父亲的房门：
“你说去年湘潭饥民抢粮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呀，抢大户，抢米抢谷，要饭吃！”
谭政把眉头一皱，大声说：“我不是问这！”
“那你问什么？”
“饥民抢粮，他们为什么要抢粮？”
“为什么抢粮？地上开裂，禾苗干死，田里颗粒无收，家家缺粮，草根吃完了，抢粮就要饿死。”
“好，为什么地上开裂？”
“天不下雨，大旱灾，10个月没下过一粒雨。”
“这就对了，你想想，如果我们学了氧气加氢气做水方法，大旱灾不就不怕了吗？！洋学堂是不是比老私塾好？”
“你——”掉进陷阱里的谭润区说不出话来了。
结果，由于谭政的迫切要求，加上陈绍纯一家的极力支持，不久，谭润区终于同意儿子到洋学堂读书了。但当谭政如愿以偿考入东山高小时，陈赓已经出走在湘军当着那“饿肚子”的兵了。
1924年，谭政从东山高小毕业，陈谭两家为他与秋葵完了婚。此时谭政18岁，陈秋葵15岁。
婚结了，书也读完了，今后的路怎么走？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谭政与妻子商讨自己的下一步路怎么走。是吃祖辈的老本，还是自闯天下？小两口经过一番考虑和商量，最后决定，谭政走哥哥陈赓的路，去报考黄埔军校。于是，两人给陈赓写了一封信，询问黄埔军校招生的时间、地点。谁知此时陈赓已被党派去苏联学习，结果，没有联系上，谭政只好暂从父命在乡教书。
1927年，陈赓回国，被派往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特务营为营长。当他写信回家时，谭政再也按耐不住了，对秋葵说：“我就不去读什么军校了，直接跟大哥去当兵好了。”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妻子的赞同。
谭政当即给大舅子陈赓回了信，要求去当兵，参加革命。
陈赓接到信后，特地派了两名军官接谭政去从军。
谭政要离家投军了，消息一出，家里炸了锅，父亲大发雷霆，但谭政的态度很坚决：“就是和家里闹翻，也要走出家门去闹革命！”妻子坚决支持他，陈绍纯也劝说亲家，结果又如上次到新式学堂一样，谭政又获得了父亲的许可。1927年3月，他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离开了楠竹山村和妻子。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是和妻子的永诀！
谭政抵达汉口后，来到陈赓所在的特务营。在入伍时，他和陈赓商定说：“大哥，我不再叫那个封建主义的谭世铭了！”
“好！”陈赓大笔一挥，为他填上“谭政”二字。从此，他就改名为“谭政”了，随后，在特务营2连担任上士文书。
可是，谭政参加革命不久，革命形势就急剧变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共产党人惨遭屠杀，陈赓也被撤了营长之职，谭政也因共产党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因为严峻的形势，谭政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没和家中通信。一天，陈赓悄悄和他约定时间、地点逃跑。当夜四更时分，两人在“自己人”站岗时溜出营门，过江转而去武昌，寻找地下党。不久，陈赓去了南昌，谭政留在共产党员卢德铭的武昌警卫团任9连文书。
随后，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在这里谭政遇到专门来修水与警卫团联络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两人一见如故。在卢德铭、罗荣桓的率领下，警卫团参加毛泽东发动的湘鄂赣秋收起义，就这样，谭政随罗荣桓等人奔向井冈山，汇聚到了毛泽东的麾下。
1928年初，红军又一次攻占了遂川城，知识分子出身的谭政被组织上选派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成为了毛泽东的首任秘书，从此他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从此，他也和家里完全断绝了联系。
早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一天，谭润区在镇上喝茶，听到长沙大杀共产党员的消息后吓出一身冷汗：“可怕呀！太可怕了！”他回到家里，唠个没完，最后，拍着大腿说：
“千言万语，只后悔当初没有坚决阻拦，只落得现在挂念万千！”
由于对儿子的牵挂，久而久之，他渐渐将责任推到儿媳陈秋葵身上：“世铭要不是娶了这个媳妇，就不会去当兵，就没现在儿子无影无踪、不知生死的情况。”公公、婆婆的抱怨，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使得陈秋葵的思想压力很大，渐渐，她本来就有病的身体变得越差了。不久，她的亲生父亲陈绍纯也因为陈赓参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两次以“教子不严”、“赤匪家属”的罪名被捕入狱。种种打击而来，陈秋葵终于病倒了。
这一病，她就再也没起床过，半年后，终因忧思过度，幽幽离世。
陈赓是1933年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才和谭政再次见面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个带兵打仗，一个在军中做政治工作，一武一文，虽然在不同的部队里，时分时聚，但大舅子的情谊一直保持着。他们共同成为了毛泽东手下倚重的军事将领，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次两人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陈赓是大仗小战数不清，而谭政几乎没独立指挥打过一次大仗，他完全是凭着自己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贡献而获得的，因此，有人称他为“政治大将”。授衔后，陈赓乐呵呵地说：
“谭政，你这支笔胜过枪啊！”
谭政说：“我只是扛枪的秀才呀！没你当年暗地使劲把我往东山高小‘煽’，我还不是写着那又长又臭的八股文，谁看得懂啊！那样的笔别说是当枪，就是当根竹竿，都没人要呀！”
16心脏停跳三次，两次过关
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从1957年开始，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
这一年2月，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经常感到头晕目眩。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下陈赓、两岁的小儿子涯子和做家务的阿姨。客人一走，涯子就蹬蹬蹬地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阙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立即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结果，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
“对xxx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说：“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蹬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
“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第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件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是多年的病痛令他如此衰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到了上海，他一直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
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副中国地图，忽然说道：
“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30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颇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这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突然做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一开了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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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骁勇战将 刘震
1父子相依为命
在大别山、桐柏山交会的湖北孝感小悟山下，有个叫刘家嘴的地方。1915年3月3日，刘震就是出生在这里一个穷人之家，刘震原名刘幼安，是家中的独生子。全家只有一斗半（7分）田，刘父刘德显是个老实人，起早贪黑，也不够糊口。由于过度劳累，刘母在刘震5岁时就离世。母亲去世后，家境更加艰难，父子俩相依为命。刘震开始拣粪、拾柴、放牛，还干家务事。父亲对小小年纪的他要求很严，规定他每早得拣一筐粪，有几次他拣粪不够一筐数，不敢回家，只好坐在野地里直哭。
在7岁时，一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身边说：
“幼安！你娘在世时就说过，我们家只有你一个崽，家里不好也得送去读几年书，要不一个大字不识，将来人家会看不起的，还会受人欺。”
此时乡里还没有公学。他上了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每天“之乎者也”，弄不懂也记不住，只能死记硬背，枯燥无味。父亲管教很严，晚上一有空就督促他读书习字。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他渐渐对读书有了兴趣。但好景不长。3年后，父亲的哮喘病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对他担心地说：
“我这个病无钱医治，非拖死不可，我死了不要紧，没把你抚养成丨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
父亲边说边流泪。刘震“哇”的一声痛哭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对父亲说：“不会死！病会好的！我不读书了，帮你种田。”
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沉浸在哭泣中。10岁的他也由此辍学了。
第2年，父亲的病有些好转，刘震就开始跟着他学种田。因为父亲的身体还不大好，他又年幼，干重的农活父子俩都有困难。只得把租种的三斗田退了，只种自家的一斗半田。这样粮食就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