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毛泽东（全本）第6部分阅读
局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出戏要是没有悲怆，没有不幸，没有冲突，没有善与恶的斗争，那还算什么好戏呢？”
同斯诺一样，尼姆·韦尔斯是中美人民友好的见证人，同时为中美友好付出了代价。她长期住在纽约北边麦迪逊的两间旧房子里，这还是四十年代斯诺用《红星照耀中国》的版税买的。在普遍高薪的美国，海伦每月仅靠300美元过活，她自己也认为这是个奇迹。还在1980年时，她已经10年未交房税，共欠政府4500美元税金。如果照章办事，她随时都可以被赶出家门。自打麦卡锡主义盛行时起，她出书困难了。但她从不停笔，已经写出17本书稿了，其中多与中国有关。专程去看望她的老朋友、中国作家萧乾问她：17部书稿这样无限期地搁浅，你还写下去吗？海伦的回答是那样坚定：“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我是为后世写的。”
海伦的晚年是凄凉困苦的。她在中国的老朋友丁玲等曾在《人民日报》上为之呼吁。中国政府也没忘记她，曾经邀请她在1972年、1973年、1978年3次重访中国。海伦以高昂的精神不顾年迈，沿着当年的路线重游保安、延安，并写了《新西行漫记》。正像她自己所说：一息不停，她还要写下去。1991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她“理解和友谊国际文学奖”。1996年6月，中国政府授予她友好大使称号。1997年1月11日走完近一个世纪人生旅途的她，溘然长逝。许多美国人可能已经淡忘了这位老人，只是在她所居住的麦迪逊市搞了个小小的葬礼。中国人民则仍然牢记她在推动中美友谊中的贡献，在人民大会堂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海伦是斯诺亲自介绍到苏区访问的第一个外国朋友。继海伦之后，斯诺又介绍和带动了一批外国友人到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比较著名的有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特朗、斯坦因、爱泼斯坦、贝尔登等。由于是出自斯诺的介绍，对他们也极其信任，大多亲自接见，并对他们表过一些重要的谈话，如选人《选集》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这些外国朋友离开苏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后，都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和著作，及时详细地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介绍了中国和的主张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况，除去史沫特莱、斯特朗、王安娜、海伦这4位杰出女性的优秀作品外，还有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贝特兰的《中国的新生》……
于是，一股巨大的“中国红区热”的浪潮兴起了。对迎接斯诺介绍的外国朋友表现了极大的热，因为他深知这是打破国民党，争取国际声援，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此问题上，他和斯诺有完全一致的观点。介绍和接待卡尔逊到各抗日根据地考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41五中国红区探访热（8）
埃文斯·卡尔逊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来华后任驻华使馆武官、参赞。由于他曾做过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卫队副官，与罗斯福交往甚密。所以在1937年7月赴中国前，罗斯福特地同他密约将中国战场的一切况直接向他报告。
卡尔逊同斯诺早在1928年就已结识，并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7年8b，他们二人，一个作为战场观察员，一个作为记者，在上海目睹了中日交战的况。卡尔逊为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担忧，他怀疑中国能否抵抗得住日军的凶猛进攻，甚至认为中国会亡国。斯诺与之生了争论。卡尔逊不相信的领导人是像斯诺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不相信领导的军队以及边区的人民有那么高昂的士气，更怀疑的游击战术在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中能挥作用。他很想亲身去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但又担心会被“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斯诺向他担保，这不成问题。
斯诺通过驻上海的代表刘晓向一封电报，很快回电：欢迎卡尔逊去延安。与此同时，卡尔逊也征得他的上司亚内尔海军上将的批准，开始他的敌后根据地之行。
12月5日，当卡尔逊到达西安时，亲自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斯诺介绍之美事专家，可即赴前方，不必来延安，以省周折。
12月9日，当得知卡尔逊坚持要到刚刚创建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考察，而八路军前线总部的同志因害怕他路经日寇占领区不安全故不同意时，又亲自致电朱德总司令，批准卡尔逊去晋察冀的请求，请朱德派可靠的队伍送他，严密保护，以防出现危险。朱德派陈锡联率部护送卡尔逊安全抵达晋察冀。
卡尔逊的这次考察采访，历时51天。
1938年5月8日，卡尔逊再度赴敌后，先到延安。接见了他，并与之长谈。然后，卡尔逊又到华北前线采访。在这两次旅程中，卡尔逊会晤了中国的主要领袖和几乎所有在华北的八路军将领，集中探讨和实地考察了八路军实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其政治工作，全面调查了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建政、群众工作、统战政策、经济政策等。
亲历了与八路军战士一起行军、战斗和生活的卡尔逊，眼界大开。他找到了中国人民中一支新生的强有力的抗日力量。卡尔逊决定为八路军争取援助，他除了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总部报告外，他还向大后方他所见到的一切外国朋友和新闻记者宣传，并两次面见蒋介石，阐明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高度赞扬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功绩，请求蒋介石供给八路军武器和药品。
卡尔逊的行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当时美国尚未与日本交战）和美国右翼势力的干涉。为了便于更好地唤起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援和同，敦促政府早日放弃对日绥靖政策，卡尔逊毅然辞去军职，回国从事新闻写作。他撰写了《中国的双星》等大量有关中日战争的论著。
卡尔逊的论著和报告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重视。他由此进一步印证了他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获得的对的好感。
斯诺掀起的中国红区探访热，前后分为两个阶段。1935年7月至1937年7月为第一阶段，以斯诺为代表的六批十人次国际友人的苏区之行，打破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揭开了中国苏区的奥秘，实现了外界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结果导致了一场盛赞中国的宣传运动。这对于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7月抗战爆到1939年9月斯诺的第二次红区之行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有20多批近百人次的国际友人进入中国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他们不再局限于一般的采访和新闻宣传，有的还直接拿起了枪与中国人民一同去斗争，像汉斯·希伯、白求恩、柯棣华等还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行动大大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只是到1939年9月斯诺再到陕甘宁之后，随着国民党摩擦的高涨，外国友人的红区探访热才告一段落。
42六再访苏区（1）
和斯诺在抗战初期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这不仅表现在斯诺向介绍一些朋友，而且二人还常有信件往还。
前文述及，1937年3月10日，曾托人捎过一封信和一些材料。7月下旬，斯诺又收到一封在七七事变前夕写的密信。在信中对局势的展表示“焦虑和不满”。
斯诺也经常将他对局势的看法以及一些建议，转告。创办“工合”即是一例。
抗日战争爆之初，斯诺和路易艾黎等目睹了中国工业经济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和数以万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他们决定创办小型的工业合作社，以招募失业工人，生产日用品，展中国战时经济。他们的计划得到宋庆龄的积极支持。在开始时宋子文、孔祥熙等也表示赞同，他们甚至捐贷了一批款项。从1938年起到1940年，他们办起了几百家小工厂和运输站以及矿井，还办了技术培训学校、退伍军人和孤儿培训中心、印刷厂、出版社、门诊所、幼儿园、餐厅以及为文盲工人及其子女办的识字学校。“工合正在展成为一个合理而健全的民主合作社会的样板，生产着种类繁多的军需品。”（斯诺语）
“工合”事业展得很快。国民党方面除开始时提供过一些资金以外，没有再给予过其它的帮助。“工合”的资金基本上是靠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捐助，其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除外国在华友人外，差不多全是无党派的爱国人士。
但是后来，“工合”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压迫。孔祥熙拒付原来允诺的拨款，陈果夫、陈立夫则说“工合”“赤化”，是授意办起来的。他们通过向“工合”派职员等办法，千方百计想把“工合”纳入他们的中国银行控制之下。宋美龄则因斯诺参与了“工合”事业，而把对斯诺的积怨迁怒于“工合”（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歌颂了，挖苦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窘态，宋美龄一直耿耿于怀），“工合”在国统区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状态。
不仅如此，在开始的时候，对“工合”也是取怀疑态度。因为“工台”有逃避阶级斗争，使中国走向合作社国家的倾向。中国一贯认为这条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况下，1938年斯诺写信给，详细介绍了“工合”的宗旨、创办“工合”的经过、用什么方法组织“工合”以及“工合”怎样帮助游击战争。斯诺把一份“工合”的组织章程连同信一并寄给。斯诺在信中写道：鉴于统一战线和中国可以接受“混合经济”，也理应全力支持“工合”。他建议修改关于合作社的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一致起来。
将斯诺的建议批转给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修改各根据地原生产合作社的某些规定，全盘采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
后来，又见到斯诺时（1939年）特地向他指出：“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
认为“工合”这种形式可以达到几层目的：“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对之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敌对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在的积极支持下，“工合”在游击区的所有企业，在北方受到八路军的保护，在南方受到新四军的保护。其中，陕甘宁边区的“工合”事业，展十分迅速，有了铁矿，煤矿、铁工厂、小机器制造厂、制药厂、运输站和两个小油井。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工台”在促进敌后根据地经济展，支援人民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方面，挥了巨大作用。
43六再访苏区（2）
这个时期，斯诺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抗日本战争，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杰出的。对斯诺的信任和友谊，也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在1936年7月以前的生涯中，所接触的外国人不多。不外是骑在中国人民脖子上耀武扬威的殖民主义者和与有相同信仰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两类人。殖民主义者的作威作福给留下的印象，自不待，共产国际代表的指手划脚，给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也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挥一再出错，对土生土长的多有压制。这使本来就很少接触“洋人”的，对“洋人”印象，颇为不佳。
斯诺的坦诚正直一改对“洋人”的不信任感。他对斯诺的破格接待是少见的。
1936年7月斯诺初入苏区时，特别允许他随便走、随便问、随便看。他还亲自用数十个晚上，同斯诺畅谈中国的内外政策、军队以及根据地现状。连他对自己的战友都很少谈起的个人经历，也向斯诺披露无遗。8月，斯诺离开保安去前线采访，在给彭德怀的军务电报中，还一再问起：两个“洋人”在干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回来？10月，斯诺要离开苏区，为保证斯诺路途安全曾于10月5日、10月7日、10月10日的中午12时、晚上24时（零点），四次打电报给红军驻西安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要他请张学良所部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派车来接斯诺。10月l1日深夜，在接到一切都安排妥当的回电之后，才放心地酣睡了。10月12日晨9时，斯诺离开保安时写道：“还在睡觉，但是别人都出来送行了。”
殊不知，为使其一路安全.曾经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呀！
斯诺离开苏区之后，一方面与他保持书信联系，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另一方面对斯诺介绍来的朋友予以热接待，对斯诺从事的正义事业给予积极的支持。
1938年1月，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另一位长期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老朋友汉斯·希伯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撰文，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认为斯诺在“红星”中对在抗日战争时期若干政策的介绍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歪曲。斯诺同时也撰文加以反驳。汉斯-希伯读斯诺反驳文后，又撰文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
汉斯·希伯出生于波兰，是德国员。早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就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后到广州，以后又到武汉，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主持下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负责编辑英文刊物《中国通讯》，支持中国革命。汪精卫叛变后，他辞职回到欧洲。但仍热心地关怀和研究中国，1928年他用德文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1932年秋再次来到上海，他用“亚细亚人”的笔名在德文期刊《世界舞台》、英文刊物《太平洋事务》和《美亚评论》上表了大量的文章，声援中国革命，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反革命行径。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后，他热烈赞扬中国的抗日战争，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但是由于他和中国人的接触很少，对抗日爆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的不够，所以当他看到斯诺的书后，非常惊讶。出于一种维护利益的良好心愿，他撰文批驳斯诺，并把他批驳斯诺的文章通过八路军驻地武汉办事处，寄给。
1938年3月，在政治办事处的协助下，汉斯·希伯访问延安。4月，在面见时，他又讲述了他与斯诺的这场争论。一方面向他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和由来，表示支持斯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汉斯-希伯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指出其错误所在。在的帮助下，希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希伯一直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1年11月30日，在山东临沂大青山随八路军同日寇战斗中，英勇牺牲。
44六再访苏区（3）
汉斯-希伯为中国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一直为中国人民所缅怀、纪念。讲他与斯诺这段争论，用意不在谁是谁非。其旨在说明，对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书所传播的观点表示赞同。
1939年9月，斯诺抓住了一次机会，再访西北。
自这年5月开始，胡宗南部队就对边区实行了封锁，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在绵延千里的陕甘宁边区周围修了五道封锁线，派重兵驻守通往边区的每一个关口，搜查来往过客，逮捕进步青年。斯诺因是以“工合”国际代表的身份去的，且身上带有宋子文给西北行营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的信，才被获准通行。
斯诺此行是此后五年外国记者获准去延安的最后一个。
他的第一站是新“府”延安。和不少领导人住在这里。三年后故人邂逅，话新叙旧，甚是高兴。
“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依旧穿着一套普通士兵制服的笑着问斯诺。
斯诺实在无话可答，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日军空袭给这座城市造成的严重破坏。“几乎每一座房屋都毁坏了。”
“自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曾竭力在各方面求进步。给我们一些时间，如果我们能保持现在的进步速度，到1945年我们就可有一些东西给你看了。”做了一个气吞山河的手势。
斯诺考察了延安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教育文化事业、生活卫生条件，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那唱遍“黄河到黄海”，充满生命冲动的《黄河大合唱》。退场时，问他觉得怎么样，他答道：“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斯诺对延安女子大学很感兴趣，他在女大“消磨了开阔眼界的一天”，参观了女大的教室和宿舍，了解了学生的来源、成分、女大的课程设置、学生的生活和毕业去向。他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师生员工：“职员和学生都穿着棉制服、布鞋或草鞋，她们的短上面戴着军帽。不敷脂粉。……她们总是露着笑容，像你在中国劳动人民中所看到的一样，没有了这，这个国家对于多半外国人将感到一个永久阴暗的天空般的窒息。”斯诺深有感触地说，女大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真正女子英雄的大学”。
9月25日、26日，在窑洞中两次正式接见斯诺。住的窑洞“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装饰，仅此而已。……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没有个人的财富”。
斯诺觉得除体重增加了，头剪短了以外，和1936年比没有变化。“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掺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
1939年9月25日晚上，在他的窑洞里就统一战线问题，同斯诺进行了正式谈话。
斯诺问：“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基础的说法，同的说法似乎有些矛盾。一再强调，统一战线是这个战争的政治基础，但是这个词在国民党的文件里却没有地位。在国民党看来，战争的政治基础是和所有其他党派服从于国民党的独裁。
“例如，在重庆我采访了张群将军，问过他对这一点的意见。他说，谈不到什么统一战线，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一个合法政府，这就是国民党。边区政府是完全非法的，最终会被消灭。蒋鼎文将军在西安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在中国除国民党外没有旁的合法政党。在同委员长达成协议后，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谈不上什么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任何合法地位，虽然。前人，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有权维持一些办事处和仓库。去年陈立夫讲的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话。蒋介石委员长最近对一个德国记者说，‘中国一个也不剩了’，这显然否认了的合法存在，因此也否定了统一战线的概念。
45六再访苏区（4）
“你对这些说法有何答复？统一战线的合法基础在哪里？的合法基础在哪里？一个党否认另一个党的存在，还可能存在这两个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吗？”
斯诺的提问相当尖锐，回答说：“统一战线已经存在一个时候了。在人民的心中，在他们的谈话里，他们承认不仅存在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而且存在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统一战线，而在口头上企图否认统一战线。我们叫这些人阿q主义者，他们的手段是阿q主义。
“在鲁迅著名的《阿q正传》里，阿q总是做错事，却自命为一贯正确。你不相信，就去读读这部小说。有一派人企图无视事实，像阿q，也像希特勒。你知道，不久前希特勒说，苏联只是一个名字，他认为世界上其实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可是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受了一点教育，有了一点进步。在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不仅现名义上存在的苏联，而且现了现实存在的苏联。
“中国的阿q主义者中间，有许多人也会进步的。如果今天他们还否认统一战线的存在，今后他们很可能会承认这个现实。
“最近我碰到一个老国民党党员张继（他率领的赴各战线慰问团访问了延安）。他并不否认存在的统一战线，也不否认存在的。可能有些国民党党员只是在面前没有人时否认存在。也许他认为，只要面前没有站着人，就不存在统一战线，至少是那个时候不存在。
“至于我们服从国民党的独裁问题，也许只有国民党相信这是事实。他们有这样想的自由，正像他们有吃饭和睡觉的自由。我个人遵从孙中山的民权原则，我不妨碍他们爱想什么想什么。事实上，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管这个闲事。
“我不很清楚另外几派人怎么想，但是我知道，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一天、一小时、甚至半分钟牺牲过自己的独立。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要让我们屈服是天下最难的事。
“你说蒋委员长否认在中国存在，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蒋介石先生是个政治家，他不仅有政治常识，还有更多的东西。其次，既然蒋先生是抗日的领袖，他不应该讲这样的话。第三，要是他真的这样讲了，那不跟他以前的话矛盾了？1937年12月23日蒋先生表过声明，完全承认的合法地位。因此我认为蒋先生不可能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既缺乏政治常识，又和他以前的话相矛盾。
“不过，的合法地位的确实现得很不完全。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实现1937年它答应给充分的合法地位的诺。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同样也没有合法地位。这只是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有宪法可循的、民主的、团结的国家，而且缺乏法制。无怪中国全体人民和各党派都要求结束‘训政时期’。
“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在1937年中，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如果不合法，为什么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为什么中央政府同意边区政府官员的任命？高级官员表态这样混乱，只能表明他们的效率实在太低。应该要提高效率。”
极少从正面攻击他的对手，直接反驳。他总是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再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的立论驳倒。
斯诺又问：“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强调，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一边反对法西斯主义，中国属于民主国家的行列。那么，有没有根据可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从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有没有朝民主方向取得进步呢？人民有没有得到什么政治权利呢？这里我指的不是边区或者游击区的况，而是指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自由中国的况。”
答：“唯一的根据在于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华民国——人民的共和国。但是究其实际，显然是缺乏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原则存在几十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兑现。几亿中国人民盼望看到它实现，大概有一天是会实现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些其他的根据可以提出民主的口号。我希望这一天快些到来。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辞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
46六再访苏区（5）
“如果在战时中国没有取得朝向民主的进步，”斯诺问，“中央政府的性质实际上起了什么变化？它是否仍旧是国民党包办的独裁政府？”
回答：“如果政府本身没有变化，政府的政策起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是，政府确实负责动了抗日战争。可是至于其他政策，特别是有关实现民生和民权原则的政策，却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它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这种况必须改变。最近在重庆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据报道蒋委员长支持一项建议，要动员不论党派的所有人才为国效力。会议本身建议结束‘训政时期’，建立按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全国都要求在内政方面实行这些改革，如果不实行这些改革，中国将会遭到肢解。”
“由于战争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生了任何变化？”斯诺问。
答：“是的，有一些变化。沿海一带和长江沿岸城市里最有钱的人已经成了汉j和准汉j。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卫。已不能再依靠这个阶级的人拥护政府了。今日的抗日政府的基础应该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支持抗战的是这两大阶级。”
“你的意思是，政府今天比过去更代表中产阶级和农民了吗？”斯诺又问。
回答：“还不是这样——不过政府应该是这样。政府如果不让这些阶级有更多代表参加决策，它必然仍旧是软弱无能的。只有在它的战争政策上，政府才代表比地主和资产阶级更广的阶层，但是它的国内政策，即在关于民生和民权的政策上，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依然和战前一样。”
斯诺问：“由于已经放弃强调阶级斗争的宣传，废除苏维埃制度，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承认三民主义，停止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停止在国统区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许多人现在说，中国事实上已不再是社会革命家，而只是改良主义了，目的和手段都是资产阶级的了。你对这种说法怎样回答？你是不是依旧坚持，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革命，而且可能在某个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的责任就在于领导全国走向那个革命？”
答：“我们始终是社会革命家；我们从来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大目标。第～目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个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后者必须实现，而且要彻底实现。目前革命的目标是民族民主性质的，但是在一个阶段以后，它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纲领中社会主义革命部分现在的‘准备’将变成它的‘现实’——除非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失败了，如果失败，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早日到来。”
斯诺不无忧虑地问：“中国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完成之前或之后，展为法西斯专政？中国的法西斯势力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
明确回答：“在中国不可能有法西斯专政。国家的一半已经沦为殖民地。另一半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中国的经济还是半封建性质的。由于这些缘故，我们的法西斯梦想家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过去把某些中国政治组织称为法西斯的，如果我们现在指的是这种势力，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削弱而不是增强。但把这种势力称之为‘法西斯的’是会引起误解的，因为中国（从经济展来说）根本太弱，无法支持一个法西斯运动。那些想法与此不同，而企图在中国制造‘法西斯主义’的人，注定了最后会折断自己的颈骨。”
斯诺又问：“自称领导着中国的工农。除了在边区对农民的领导以外，除了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红军的领导以外，在实践上怎么能对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实行领导权呢？用什么方式既教育农民，又教育无产阶级，使他们懂得当前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呢？”
回答“是的，我们是自称对工农实行着这种领导，这有两方面，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在陕甘宁边区，在八路军管辖下的游击区，我们不仅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还有组织上的领导权。在旁的地方，的领导比较间接，但只要农民和工人是按的主要方针组织起来的地方，他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的领导下。你问到（在非地区）是怎样教育工农抗日和反封建的。宣传能起作用，而且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组织抗日活动，取得不少成就，而且也能使人民认识到推翻封建主义的必要性。”
47六再访苏区（6）
斯诺问：“你认为到现在为止，战争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在目前的纲领中，什么地方反映了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在边区以外的地方，在实现这种反封建的目的吗？要是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同时在全国实现，战争有可能赢得胜利吗？”
答：“在革命的现阶段，要问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任务可能暂时不得不退居抗日的主要任务之后。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反封建纲领包括要求实现全国的民主及通过减租减息等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不仅在工农中间，而且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进步作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人等等中间，正广泛开展着民主运动。这个运动面临的阻力就是过了时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这个政治制度（而不危及抗战），因为若不改变，若不实现民主，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
“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有的人假装支持抗战，但却拒绝民主的方针。他们实际上对剑的两个刃都不愿意使用。他们在把反帝斗争拖向失败。”
当晚的谈话到此结束，斯诺告别踏着星光回到了自己的窑洞。第二天晚上，斯诺再次与就国际问题进行了长谈。担任翻译的是黄华。
黄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原名王汝梅。1936年与斯诺相识，是斯诺把他从风景秀丽的校园带到了保安。黄华在校学习期间，担任学生会主席，聪明而富于理想。与斯诺在1939年9月的谈话，是由黄华充当翻译，并由他记录了斯诺的提问和的回答。
9月26日晚上的谈话主要围绕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的战况进行的。在谈话中经常翻动一些报纸，敏锐地寻找重大的国际事件的展动向，毫无保留地向斯诺表自己的观点。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重庆有人担心接着会有一个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一阵苏联确实曾劝日本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你认为这在现在有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斯诺与黄华坐在窑洞一张方桌边，一边品尝着浓茶，一边向提出了他最关心的国际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早有思想准备，于9月1日就这个问题以答新华日报记者的提问，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回答说：“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持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苏联和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也是一致的。苏联不会签订一个对这些运动不利的条约。”
“我读了你对签订德苏条约一事的评论。”斯诺说，“你似乎认为苏联不大会卷入欧洲的战争，……你是否认为，苏联只要不遭受进攻，即使纳粹德国看来接近胜利，苏联也仍会保持中立？”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仍然循着他近年对于国际战争的属性分析思路。他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认为苏联不会参加非正义之战，因为在欧洲爆的英法与德意两大集团的战争，在看来都是非正义的。毛回答说：“苏联不会参加战争，因为双方都是帝国主义，而这只是一场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强盗之间的战争。双方都在争夺力量优势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统治。双方都没有公理；苏联不会卷入这?br/>免费小说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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