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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不就把全国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邮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3虽然他紧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许广平坦白了，“那岂不过如此么”的话，其实是专对她讲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接二连三地贬低文人、文字和文学的作用，语气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就在写无花的蔷藏之二的中途，他听到了”三a39一八”惨案的消息，拿这个流血惨案和自己正在写的那些讽刺文字一对比，他顿时觉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写一些文字，什么如此残虐阴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什么“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用了最严重的词汇，依然掩不住它们的“无聊”，于是他忍不住在结尾蹦“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刊”3直到这一年十月，他还压不下心头的愤激“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燃而我只有杂感而已。”2一种庸感自己在专制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俱。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点，主张“即事以穷理”，“以人道率天道”。认为人“积习成，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掉吧。
当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的难捱来。他已经年届囱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样尽心竭力地维持这个家庭。他自己并无子息，可买下八道湾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子儿童游玩”，10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份寄往东京，接济羽大的娘家。即便对羽大的不知节俭，他渐生不满，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分屋而卧，形向邻人，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送其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对母亲更是格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这不单是为了尽义务，也是为自己。一个人有个温暖的家，他抵抗社会压迫的能力就会增强。无论在教育部如何受气，也无论从报刊上读到多少令他恼火的文字，他只要推开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吧。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满屋子弥漫着酒菜的香味和团圆的气氛时，他大概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价值吧。说到底，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但是，连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断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详“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仅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1既要记下这件事，又不想把冲突的详情自纸黑字地写出来，他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耐人寻味。再看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上干脆一字不提、却在冲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12从头到尾是一种看清真相，大梦初醒的口气，还隐约夹着一丝谅解鲁迅的意思，欧但对那场具体的冲突，仍然不置一辞。当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会明白，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一位当时也借住在十一号前院的熟人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14直到今天，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它显然极大地伤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觉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与鲁迅相处。就从那一天起，他和鲁迅彻底绝交了。
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离那场冲突才半个月，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说勺、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15他也无话，于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边原来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这里却只有朱安一个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头充满了伤心和愤恨。除了母亲，他最亲近的就是两位兄弟，尤其是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从世界大势，人类命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彼此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那种娜所见略同的共呜，给他们的手足之亲又添上一份心灵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后，不年间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这是怎样难得的情谊可现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周作人竟举起一个铜香炉要砸过来，这冤仇怕是解不开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于，屡次对人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一九二四年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组成，“敖”的古字为“青”，由出、放两部分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写铸剑，给那个代眉伺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还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对羽大的憎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会上经受了那么多的敌意，现在这八道湾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虽然还有母亲的慈爱，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现在这个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亲亲手造成的吗连母亲都是如此，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珍贵呢。对家庭和骨肉亲情的幻灭，是将他推人最深刻的悲观了。
他到北京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他尽力挣扎，奋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实是恶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写信给朋友，请他们帮他寻生路，随便怎样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现在他却有了种种的牵制，亲族的负担没有减轻，又添上了自己社会身份的限制，单是那一张启蒙者的面具就够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敌人都很卑琐，不过是浙江甚至绍兴一隅的小人，现在他的怨仇可就厉害了，他们正对他占着绝大的优势。十年前他再怎样孤单，心中并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爱的母亲，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现在这些亲情都飘散了，他几乎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又是那样一个他绝不喜欢的朱安十年苦斗，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固然是脱离了“待死堂”，却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绝望，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注释
1鲁迅祭书神文鲁迅诗全篇，十页。
2鲁迅青年必读书，华盖集，七页。
3鲁迅无花的蔷蔽之二、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六页。
4西滢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
5鲁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七十三页。
6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7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8鲁迅无花的蔷帝之二华盖集续编，五十四一一五十六页。
9鲁迅华盖集续编校讫题辞，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六页。
10胥克强鲁迅在北京故居调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二十六页。
11鲁迅日记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三百九十五页。
12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三十四页。
13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千家驹有如下的解释”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大的同居。羽大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大的生店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已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大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
14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十二页。
15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三辑，四百八十页。
16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二十五页。
第九章 从悲观到虚无
他的身体渐渐坏了。肺病的征兆开始出现，经常发烧。脸色也不好，发青，才四十几岁的人，已经显出了老态。也许是为了减少睡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觉，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却继续去办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时候简直是放纵自己酗酒，以至他的学生见了，以为他存心要损害自己的健康。
他的心绪也越来越坏。他在一封通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1这里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是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2在二十年代上半叶，这样的思想在鲁迅心里日益膨胀起来。一丸二一年他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就对书中的主人公深表敬意，称他是“伟大”的人物。3一年以后，他更提出一个令人战傈的“散昨”论“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