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部分阅读
止执行原定对敌进攻计划，把作战重点放到五圣山及两个高地前沿要点，把上甘岭确定为主要防御方向；15军预备队向前机动，12军为兵团战役预备队，视情况投入作战。同时，他还把炮兵20团3营和15军属野炮9团3营调往上甘岭。为此，他说：
“一定要稳稳守住五圣山，要准备付出巨大代价，上甘岭这一仗必须打好，要准备打美军两个师，非把美7师打垮不可。”
自14日凌晨开始，敌我双方激战7昼夜，美军虽然7000余人被毙、伤、俘，但进攻凶焰并没被打下去，克拉克仍调兵遣将，继续猛攻上甘岭。在反复争夺中，15军的45师打得十分顽强，伤亡很大。18日，上甘岭表面阵地第一次失守，45师退守坑道作战。
五圣山危急，平康平原危急！
这时，王近山演绎出了“三调12军”的故事。
他一调12军，命其31师91团作为15军44师二梯队归15军指挥。随后，44师连续7日出击，牵制美军向45师正面进攻，迫使美7师主力西调。与此同时，上甘岭两个关键高地“三角形山”、“狙击兵岭”的防守分队全面展开坑道战，配合反击，与敌反复争夺表面阵地。为了稳固阵地，王近山决定对“三角形山”高地反击，全面恢复阵地，得手后再反击恢复“狙击兵岭”。25日14时，他二调12军，令其31师92团到15军防御方向作战，接替91团。91团调五圣山为45师预备队。指示12军军长曾绍山：“随时做好准备，协同15军作战。”
王近山的“疯劲”已经开始发作了，他已决心把上甘岭战役打下去。
次日，他又三调12军，把31师93团调五圣山，准备投入上甘岭作战；与此同时，34师100团、106团，35师103团待命。
曾绍山是他红军时期的秘书，见“老师长”3次调兵，禁不住说：“老师长，这一仗将越打越大了！”
“这将是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残酷决战。”王近山冷冷地回答。
事后，他的这个说法得到应验，上甘岭战役整整打了两个月！据不完全统计，3兵团共打退敌营以上兵力的冲击25次，打退敌营以下兵力的冲击650余次，进行较大的反击29次。这是后话。
10月下旬，正当我军退守坑道，与敌进行反复争夺之时，美7师突然撤出“三角形山”战斗后西调，南朝鲜军第2师随即接替它进行进攻。而这时12军31师已到达了上甘岭地区。王近山见时机已到，下令发动决定性的反击。
30日21时，15军45师5个连、29师2个连在炮火支援和在坑道内的3个连的密切配合下，一举反击“三角形山”成功，歼敌4个多连，恢复了阵地。第二日晚上，31师91团趁着黑夜接守兄弟部队刚刚夺回的“三角形山”主峰。
“三角形山”主峰得而复失，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急得跳脚，天还没亮，又开始打炮，同时几百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克拉克还怕李承晚伪军不管用，又命令美7师31团一个营带着哥伦比亚营、美空降187团一个营，南朝鲜军9师30团1、3营，拖着300余门火炮进行支援，于是，伪军和“主子军”联合向“三角形山”发起多路猛攻。但是，12军91团8连一个连一个上午就打退他们连以上的“大冲锋”15次，歼敌1500人，“嗡嗡”乱叫的飞机也被他们击落4架。
下午，美7师31团再次攻击，哥伦比亚营也跟在他们屁股后乱冲，8连顽强坚守，美军前进不得，转身攻打其他阵地。8连1班竟然又腾出人手主动支援“兄弟部队”。他们支援就支援吧，又打出两个和兵团司令一样爱“撒疯”的英雄！当众敌蜂拥上来，“兄弟部队”打得人仰马翻时，大鼻子美国佬嗷嗷叫着冲上了阵地，情况非常危急，这时“打援手”的1班两位战士王万成、朱友光，情急之中，突然拉响爆破筒，冲入敌群，在众目睽睽中与突入之敌同归于尽，又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这就是后来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光辉形象，电影中一个“王成”其实是王万成、朱友光两个英雄原型。
黄昏时分，王近山事先调来的12军31师93团也加入“三角形山”作战阵营。接下来两日，范佛里特在原有兵力上又加派南朝鲜军9师30团上阵，继续攻打“三角形山”。91团也派出3个连对战，歼敌1200余人，“三角形山”仍然控制在12军手里。
以后，美李联军每日用飞机大炮轰，发动上百次猖狂攻击，可3兵团勇士仍牢牢地守住阵地。这时，王近山又做出一个决断：部队轮番上，边补边打，边打边补，视人员伤亡情况及时增补。随即，15军45师除炮兵、通信、后勤部队外，撤离到后方整补，但师团指挥系统和勤务保障系统则不动，继续支援12军作战。在12军中，31师担任“三角形山”全部坚守任务及“狙击兵岭”北山的反击和坚守任务；34师部队作为31师二梯队，35师103团接守92团的虎岩山、云磨山、赤山地区；在德山岘组成前方指挥所，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统一指挥12军及其他所有参战部队；炮兵7师师长组织炮兵指挥所，负责炮兵指挥。这两个指挥所统一由15军军长秦基伟指挥。
5日拂晓，南朝鲜军第2、9师5个营，在100多架飞机和30余辆坦克的支援下，分3路再次向“三角形山”猛攻。
战况空前激烈。91团顽强坚守，10小时激战，歼敌2000多人，南朝鲜军被迫停止了进攻，“三角形山”得以巩固。
为了扩大战果，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王近山决定将作战重心东移至“狙击兵岭”北山，集中兵力对“狙击兵岭”北山实施反击，夺取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狙击兵岭”北山位于上甘岭东南侧，地势比敌占领的“狙击兵岭”低，受其瞰制，同时受注字洞南山和“三角形山”东南无名高地火力的控制，既不利守，也不利攻。敌人攻占“狙击兵岭”后，又是筑工事，又是架铁丝网，还把所有退守的坑道破坏了。但15军29师仍坚持在那里和他们战斗。11月10日晚，92团反击部队利用黑夜，隐蔽运动到“狙击兵岭”北山29师坚守的坑道内和敌前沿石岩下。
第二日，天下着小雨，雾沉沉的。黄昏时分，92团和29师对“狙击兵岭”北山的反击作战开始了，炮声如雷贯耳，震天动地，敌人阵地被打成一片火海。反击部队分3路迅速突入敌阵，战至临近黄昏，守敌南朝鲜军第2师17团一个营全部被打死，“狙击兵岭”北山又回到了王近山手中。
南朝鲜军2师丢了至关重要的阵地，师长急得发毛，天没亮就派一个团的兵力，在300余门火炮和20余架次飞机的火力掩护下，向“狙击兵岭”北山发起了猛攻。在激烈的拼杀和争夺中，92团2、3连因伤亡巨大，除3连1排坚守主峰外，不得不放弃其他表面阵地，退守坑道。但当夜92团再次反击，在坚守坑道分队配合下，又恢复了表面阵地。
第三日，92团继续在“狙击兵岭”北山与敌反复争夺，连续打退敌多次反扑，再次予敌以大量杀伤，敌横尸遍野。与此同时，93团为配合”狙击兵岭”北山的作战，以小兵群战术，顽强抗击敌再次对“三角形山”的反扑，歼敌900多人，使“三角形山”更加巩固。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又接二连三地用成连成营的兵力向“狙击兵岭”北山进行更加疯狂的反扑，激烈的争夺战异常残酷。有些地区山都打矮了，浮土有一尺多深。
6天6夜都是激战，一个阵地的反复争夺，敌人虽然伤亡惨重，但仍不断投入兵力拼命反扑，妄图在夺取“三角形山”无希望的情况下占领“狙击兵岭”北山，这样“金化攻势”也算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多少可以保住“联合国军”的一点面子。可他们的美梦破灭了。17日夜，前方指挥所李德生副军长命令34师106团接替92团，加入“狙击兵岭”北山的争夺战。
在团长武效贤“上山前”，王近山亲自与他谈话，说：
“12军上了4个团，希望你上去全部恢复和巩固北山阵地，把敌人的进攻彻底打垮，兵团不再投入新的部队。”
武效贤是大杨湖的主攻营长、大别山的开路营长，淮海战役的主攻团长，进军大西南带的也是先头团，曾亲手捉住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是王近山最看重的爱将。结果他带着106团一冲上去，就开始与敌展开激烈争夺。
18日，3营8连打光了。19日，7连打光了。20日，最后一个9连拿上去，又打光了。但是在21日奇迹出现了，他带着全团在击退敌人50多次冲击后，毙、伤敌1500余名，给敌以重大杀伤，终于把仗打活了。
随后，他一个团“守山”20多天，南朝鲜军第2师、第9师3个团先后发起102次冲击，都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他还主动发起反击11次、袭敌8次、伏击1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战役进攻，最后于12月15日归建，完成了“打到底，收摊子”的任务。至此，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上甘岭一仗是王近山在朝鲜的最大动作，他这一“撒劲”，上甘岭这不到4平方公里上引得双方投入兵力10万多人，战死战伤4万多人。克拉克原来想“出其不意，只要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就可以达成目的”，最后，不得不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了。”他的下属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则更是公开承认：“这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
王近山的“疯劲”一撒，把全世界都震撼了。
王近山两次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后来，上甘岭战役被拍摄成了一部电影《上甘岭》，当上映的时候，王近山特地去观看，可他看了一半就泪流满面，中途退场了。
18人生的挫折
（1）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了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这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疯”，要与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
王近山与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是有名的“院花”。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这样的光荣背景，加上“院花”之誉，使韩岫岩在医院很有名气。在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结果，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几次报告下来，他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常言说：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这个永恒的怪圈。这时他才34岁，年轻英俊，又是兵团司令员，终于，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
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
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个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两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拢在一起了……
“聪明人”是“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偏偏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韩岫岩打冷战。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了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
“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
“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
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党中央对王近山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结果，原来信誓旦旦的妻妹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终于背弃了“爱情”，一夜之间离开他，无影无踪了。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扎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2）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就在他收拾东西要走时，在他家工作多年的公务员黄振荣不顾家人反对和劝阻，毅然决定跟着去农场，照顾他的生活。
王近山感动之余，说：
“这次去农场，就是当农民种地，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跟我去吃苦，干吗呢？”
“首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小黄深情地说。
“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才20岁……”
但小黄看到将军落难，毅然和他一起收拾行李，一起前往了河南农场。
10月初，他们在河南结了婚，成了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
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分管园艺，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销售。小黄则在农场幼儿园工作。
（3）
在黄泛区农场里，这对老夫少妻一起艰难度日。
他们有一个简陋的家，但四壁皆空，除了正面墙上一张毛主席像外，没有任何装饰，里外两间屋，中间还没有门，仅仅挂了一个白布单子隔开，房后面接了间厨房，王近山湖北老家的亲弟弟任炊事员。里间有一张农场木匠自制的大木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上面吊着一只带罩的25瓦灯泡，床对面用砖头垫起两只大木箱和一个皮箱，桌子上还有一个从北京带来听新闻的进口收音机。
但是虽说在农场，王近山仍然保持军人的作风，下巴胡子刮得很干净，泛着青光，没有帽徽的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旧军装上没了领章，但风纪扣仍是系得紧紧的，衣服上面挂着一枚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在战争年代他负过7次伤，四肢中有三肢重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医生量血压都是在他腿上量。这还不说，因为腿受过伤，一长一短，他走路一边高一边低。平时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出5公分，在农场，特制的皮鞋没了，他正常走路都变得很困难。由于腿伤严重，他站久了，两腿不能吃力，大便时不能下蹲，否则就起不来。他还有肺部的伤，要定期检查、吃药……王近山忍受着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伤痛。
幸亏有了小黄的悉心照料，他在农场里仍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认真负责，将精力全部扑在工作上。
（4）
一晃4年过去了，在黄泛区农场，王近山的心不时飞回他魂牵梦萦的部队，他说：“我不过刚到50岁，我还有机会再穿军装。”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当年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许世友，是他的老上级，是看着他从放牛娃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出色高级指挥员的；他与陈锡联、肖永银、尤太忠等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彼此有着很深的战斗情谊。于是，他想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摆脱眼前的困境。
1968年春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远在南京的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他对肖说：
“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
肖永银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在王近山手下打仗十几年，他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
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
“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接着，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
（5）
农场的生活并不平静。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也波及农场。1968年初期，场长被打倒了，王近山暂时主持工作。麦收农忙时节，一天造反的学生突然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又和学生们干上了，他拍着桌子大声斥责：
“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不能耽误割麦子！有事等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
学生们一下子被震住了，乖乖地跟着他去割麦子了。路上，有的学生还说：“这场长说得对，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
但是，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后，王近山还是没有逃脱“文革”风暴，不断受到冲击。有的学生说：
“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
其实，王近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受过伤不能蹲，一蹲下就起不来，上厕所时又不愿意别人帮，所以在椅子上面挖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没想到他这一做法，被造反派学生发现了。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被气得无话可说，无奈地对他们道：
“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那滋味到底好不好受。”
小黄闻讯赶来解释，他们才哄散而去。
（6）
1969年春天，“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一次各代表团召集人汇报会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
“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答应得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放虎归山，你们哪个军还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重新回到部队工作。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又像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可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躬身迎候在月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他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随即，一位将军上前接过他手中的旧皮箱，说：
“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看，还有孩子呢，累坏了吧！”
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6纵主帅王近山。迎接他的，是他原来的手下、原16旅旅长尤太忠、17旅旅长李德生、18旅旅长肖永银。抢过他的皮箱的，正是他的得意大将尤太忠。
尤太忠一把接过他的旧皮箱，却惊得王近山另一只手提着的竹篮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咯咯”地叫起来。王近山拍打了它一下，说：
“自家养的，全是吃野地里的虫子长大的，一天下一个蛋，舍不得杀了。”
说者诚恳，听者却又听出一番辛酸，唏嘘不已。
19晚年逸事
（1）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将家统统交给小黄料理，一心一意搞工作了。
不久，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了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起来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
“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严格的治军之法，被他移植来治家。就这样，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当上了部队家属，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后，他原来的许多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如肖永银、聂凤智等，职务都在他之上了。但他不摆老，不越权，经常主动到肖他们那里请示工作。〖奇·书·网-整理‘提供〗这把副司令员聂凤智弄得很过意不去，说：
“老首长，什么事，您不用亲自来跟我这个老团长谈，一个电话就行了！”
“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你是副司令员，我应该来向你请示。”
后来，肖永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要请肖主持，如肖永银因事不能参加，在会议开始时，他总要说“受肖副司令员委托”的话，把自己摆在得体的位置。
王近山昔日那股“疯劲”，再也寻不着影儿了。
（2）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员，可就是没当过参谋长。但当参谋长后，他说：“参谋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为此，他干工作“十分卖力”。
身为副参谋长，他非常注重到各地去“看地形”，但不是车轮滚滚，走马观花。凡是他认为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方，都要亲自到现地观察分析一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紧张和忘我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加上多次受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行走不便；不少重要的制高点坡陡路险，车子上不去，他就让随行人员扶着，一瘸一拐地爬到山顶。为此，他常常累得大汗淋漓。
他的肠胃功能早就不好，路上经常拉肚子。有时坐在车上，突然对司机喊：
“停车，快停车！”
下来方便后，他顾不上休息，又登车向新的地点进发。
王近山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准备打仗”的思想驱使下，凭着一股非凡的毅力，硬是踏遍了南京军区的千里海防线。
（3）
王近山经常下基层。
他战功赫赫，但从不居功自傲。他在部队讲传统、讲战例比较多，都是赞颂党的领导，赞颂毛主席和刘徐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赞颂人民战争，赞颂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从不自诩。有时，一些老战友们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他总是摇摇头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970年10月，他看地形回到曾当过团长的老部队，在大礼堂接见排以上干部。团长在向大家介绍他时，激动之中蹦出一句话：
“这是军区王副参谋长，是我们团的老祖宗。”
他连忙摆手说：“我只是一个老兵，回来看看大家。”
（4）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当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军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首长和作战值班员不能离开电话机，要随叫随到。”
因为情况来得很突然，除许世友等少数军区领导外，其他各级干部都不了解加强战备的起因。王近山虽听说是林彪跑了，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事情重大，亲自坐镇军区指挥所，把各大单位的值班首长电话摇出来，亲自传达许司令员的指示，提出贯彻要求。
某军是他曾经带过的老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否经得起考验，他很关心。深夜，他专门打电话给该军副军长、原6纵18旅旅长官俊亭了解情况，说：］
“你要注意掌握好部队，不要出问题。”
对方答应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一再问道：“我讲的意思，你知不知道？”
官俊亭回答：“我明白了。”
这样，他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5）
1974年年初，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
11月份，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检查不出病情，经请示后决定实行手术检查，一打开腹腔，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不断漏出，他又不得不开腹再次做了一次手术。
王近山的病情一传出，一些战友和老部下很关切。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专门买了红参派人送来，尤太忠也是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
一天，王近山在北京的结发妻韩岫岩也听到了他患癌症的消息，脸“唰”地白了。一晃10年过去了！这些年他们一南一北没任何联系，但时光消融着人间恩仇，过去的恨也好怨也好，点点滴滴都随风而去了。当初如果她冷静些不那么冲动，或许王近山的人生命运不会是现在这样。对于落魄的王近山，这些年她内心颇有些酸楚和悔意。她的弟弟号称“一把刀”，是外科主任，她想如果让他开药，或亲自主刀做手术，或许可以挽救他的性命。
尽管王近山在南京已有自己的家，有名正言顺的夫人照料着，韩岫岩还是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的补品想去趟南京，看一眼他。可当她拿起电话接通了王近山的一位老警卫员，含含糊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时，谁知这位和王近山出生入死、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至今不能原谅她，一听她要去南京，很不客气地说：
“他说过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你去是不是想让他早点死？”
韩蚰岩木然撂下了电话，无语凝咽。
北京发生的这一切，远在南京病中的王近山并不知道。但如果他知道这一切，又会怎么做呢？人们不得而知。幸好，这次在医院的抢救下，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王近山依然活下来了。
（6）
1978年4月下旬，王近山的病情恶化。
在病危时，王近山什么都不问，只频频问及家人：“张立三还没有来吗？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张立三是他的老部下、老战友，1931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在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与他在10师30团工作。一年后，他调任10师28团团长，张立三也调到28团当卫生队长，从此以后在20多年的风雨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你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你的命。几十年来，他们相互之间没红过脸，没大声说过话，部队行动，一住下来，就相互看望。有时王近山发火，身边的人赶快把张立三请来，两人谈一谈，立刻就平静下来了。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兄弟之情。
王近山在已无生望、即将离开人世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见一见几十年来情同手足的老战友张立三。
张立三赶到了，两人一见面，紧握双手，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张立三是经验丰富的医生，知道重病人不宜过分激动，但两人谁也不能抑制住这战友的深情，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两位战友能说些什么？只有心隐隐在疼。沉默了好久，为了松弛这难耐的气氛，张立三全然忘记病房内不准吸烟的常识，掏出香烟，正要点火，王近山看到后，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你不要吸烟了！”
王近山不吸烟，张立三却抽得厉害，他曾劝他戒烟也没戒成。现在王近山又劝了，张立三十分激动地说：
“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烟戒掉！”
他当场就将香烟、打火机扔了！
两天以后，王近山去世了。张立三听取战友临终的劝告，放弃了几十年吸烟的嗜好。他后来说：“那是1978年5月8日，从那天起我戒了烟。”
（7）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才63岁。
临终前，由于病痛的残酷折磨，他已骨瘦如柴，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但在昏迷状态中，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他是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去世的。王近山去世后，对他的后事，党中央和有关方面非常重视。邓小平亲自审定了悼词，对王近山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
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的追悼会十分隆重，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宋任穷等，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友好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实际参加的有1000多人。
很多同志特别是王近山过去领导过的部队的同志，远道赶到南京参加追悼会，表达他们对王近山的哀思。王近山为人民屡建奇功，他得到了应得的崇高荣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