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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20团先敌赶到土落村，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太岳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击毙敌第7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其所率援军23万人除2000余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最后，太岳纵队挥师截击从长治城内逃出的敌19军，把军长史泽波都活捉起来。事后，陈赓说：
“这次信了老谢的，就捉不到史泽波了。”
有人问他：“你怎么不信谢政委的，听王近山的？”
陈赓哈哈大笑，神神秘秘地说了“哥们”两字，就没有下文了。
（4）向3位“老领导”分学三样本事
王近山是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倚重的战将。
刘伯承称赞王近山是“一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猛将”。徐向前评价他：“打仗勇敢顽强，指挥果断，机动灵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艰苦，从不叫苦；敢打硬仗、恶仗，有时伤亡很大，也能顽强支撑局面，坚决完成任务。”陈赓则称赞王近山：“骁勇善战，战功卓著。”
王近山则说：
“我勇敢是向徐总指挥学的，指挥打巧仗是向刘师长学的，果断是向陈旅长学的。”
（5）能领会“大哥”的心神
有人这样说：
“在红四方面军中很有几员什么样的‘糙活’都敢揽，一打仗就喊‘烧铺草’的狠将。排‘小座次’有王近山、刘昌毅、胡奇才、查玉升等。可王近山和他这几个悍不怕死的‘把兄弟’还不全然一样，他脑子活，有定力，很懂得盘算手下兵马的存亡，这一优点又略盖过他红四方面军同门的‘智将’皮定均、聂凤智和周志坚。除此之外，他还有第三样好处，关键时刻他能领会‘大哥’的心神，来气魄。”
此话虽有些调侃的味道，但细观王近山的性格和他指挥的诸仗，确实没错儿。对于最后一点，有人可能反对，但的确如此，有二例子为证：
一是1933年10月反“六路围攻”中的守西面山一战，28团1、2营全部随政委冲出，而他偏偏带着3营纹丝不动，可谓是深刻领会徐总指挥“坚守莫出击”的“心意”。就此，有人说：“他甚至比军政委周纯全都强得多。”
一是1946年大胡杨一仗，刘伯承欲打整3师，几个纵队司令员慑于困难，“对主帅的问话，一时竟然无人应答”，他一个蹦出来，“大不了打折了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主动承担最艰巨的任务。这也可谓是关键时刻最能领会“上级心意”的典范之举。
而王近山这领会上级心意，并不是拍马溜须，全是去担当吃苦打仗的重活儿，因此这又不得不叫人叹服，故有人说：
“王疯子撒疯，不仅领导欢喜，就是同行同级也不得不敬佩！”
16虎将带兵
王近山一生戎马生涯，是一员杰出而有个性的战将，他在我军杰出的几个将帅手下为主将，手下也涌现出许多优秀将领和强兵，他带兵有许多的趣闻在军中传扬。
（1）
1942年，王近山任129师386旅旅长兼太岳军区2分区司令员。这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敌人进行残酷“扫荡”，边区又遇到多年未见的大旱，生活很苦。上级发出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号召，生产任务规定得十分具体，要求每人上交30斤晒干了的野菜，储备虞荒。于是部队上下—有空就到处挖野菜，完成自己的任务。
生产任务下达后，旅长王近山也和战士们一起去挖野菜。
警卫班长拦住他，说：“首长工作忙，就不要去了，我们警卫连每个人多挖一点，就把你的带上了，也是一样完成任务。”
“不对，我是王近山，你是你，这不一样！”
他和战士们一起去挖野菜了。以后天天如常。结果，一天一位团长来找他汇报工作，在旅部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人，一打听才知道司令员挖野菜去了，又找了老半天，才在野地里找到司令员，生气地说：
“战士们给你带点就行了，这点小事，你怎么自己去？！”
王近山批评他：“乱弹琴！当前生产度荒是大事，领导光叫下面去干，自己不带头行嘛？”
事后，在一次机关会上，生产管理员说：“司令员、政委都去挖野菜，有的参谋还不去，难道比首长还忙？！”他用司令员、政委的模范行动，批评那些借口工作忙不去挖野菜的人。结果，在领导带动下，军分区机关挖野菜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不久，机关党支部又规定：春季，每人完成积3筐粪肥的任务。
积肥主要是拾毛驴、骡子的粪蛋，要早起，晚了就给别人拾光了。王近山也和大家一样，天还没亮就起早，手挎着筐子去拾粪。
北方的冬天很冷，粪蛋冻结在地上，大家只得用手抠，他也用手去抠。结果，他一回来，参谋或团长、营长等人找他汇报、请示工作，常常被他手上的粪蛋怪臭刺激得连早饭都不想吃。
王近山闻听此事后，哈哈大笑，开玩笑说：“没阶级感情，活该！”
但是，以后，每次挖粪蛋回来后他都把手洗了又洗，直到一点儿臭气都没有才去听手下的工作汇报，对此他说：“革命军人，不讲究卫生也不好！”
（2）
吴安良从1941年起就给王近山当警卫员。
在抗战最艰苦时，一些人对抗战前途有些糊涂认识，甚至悲观失望。在一次学习形势会上，连指导员参加警卫班的讨论，他针对这种情况说：
“当前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大家要树立信心，渡过难关，同志们都是革命的本钱，以后还要带兵打仗。”
班长吴安良发牢马蚤说：“轮到我们当干部那天，怕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刚巧，王近山从门外经过，一听这话，立即站住，进屋来了，问道：“吴安良，你说什么？”
吴安良没想到司令员会听到自己讲怪话，不好意思，含含糊糊地答道：
“我们在讨论形势。”
谁知王近山毫不放过他，追问道：“讨论什么形势？你到底说了些什么？”
吴安良低着头也不敢回答。指导员见司令员这么认真，只好把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王近山听完后，坐下来，对大家说：
“你们就是光看到眼前的困难，看不到胜利！现在比起红军长征时期，不知好了多少倍！”
接着，他向大家讲起了了长征时的艰苦、当前抗日的全局以及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发展。最后，说：
“指导员讲得对嘛，你们就是革命的本钱，以后都要当干部的。不是你们自己想不想当的问题，这是两回事。一个人的发展，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我当初参加革命当红军，是为了闹翻身，哪想过要当官，当干部？以后革命需要，你不想当干部也得当，这是革命的担子落在你的肩上。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好的思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在红军时，我担任过93师师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叫我去772团当副团长，平白降了3级。我开始觉得面子不好看，思想不通。怎么办？共产党员嘛，服从革命需要，以后自己想通了。”
这次谈话使吴安良受到很深的教育。后来，他当了警卫连长，去见王近山。王近山一见到他就开玩笑说：“连长大人，人死得差不多了吧！”
吴安良连忙检讨：“首长还记得我讲的落后话，那是小孩子不懂事嘛！”
后来吴安良又当了营长，王近山见到他又说：“营长大人，现在人死得更多了吧！”
吴安良脸都红了，说：“首长，我再也不说怪话了！你也别说了行不行？”
从那以后，他真的再也不提此事了。
（3）
1945年上党战役后，党中央指示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抽调干部去东北，扩展八路军，巩固东北根据地。军区分配给386旅的任务是抽调组建一个团的干部。
386旅因部队要扩编，干部也很缺，加上在上党战役中伤亡了一些干部，386旅干部部门研究来研究去，也舍不得把强的干部放走。王近山听了他们汇报的方案后，很不满意地说：
“你们不要有本位主义，光看到我们这块天地，党中央抽调干部去东北，是从全局出发，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要坚决！”
接着，他说：“定下来，要抽强的干部送去，不能打仗的不给。”
随后，他还向一个主力团的团长“打招呼”：“你们团是老大哥，要带头做好样子。”
这位团长也当场表态：“好，我们给最好的！”
但名单送上来后，王近山一看，有位他认识的副营长名列其中。这个副营长责任心不强，有时命他去歼灭敌人，他把敌人打跑就回来交差。王近山当即打电话给这个团，说：
“这个干部，你给我退回去，我要调的是能打仗的好干部，不是这样赶羊打狗的！”
接电话的团参谋长回答说：“首长，这个干部是挺好的！”
“既然是挺好的，我照顾你们，就留下吧！”
王近山说罢，就把电话撂下了。
（4）
“干部要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要在最困难、最危险、最前线的地方摔打。”这是王近山教育干部经常讲的一句话，也是他自己行动的一条准则。每逢重大的战役战斗，他都亲临现场指挥，枪声一响，他就向火线奔去，谁也拦不住他。
1946年10月下旬，部队北撤，敌刘汝明部119旅自菏泽北犯进至任庄，为攻其不备，王近山捕捉战机，决定“杀回马枪”。此时，46团已过黄河往北走了30多里地，团长唐明春被通知率部立即返回接受任务。
当唐明春返回见到王近山时，王近山正躺在行进的担架上，发着高烧。可他一见唐团长，一骨碌从担架上爬了起来，连声说：
“太好了，太好了。”
随即，他叫参谋人员将地图打开，强打起精神给唐明春下达了歼灭任庄之敌的命令，并告诫说：“敌榴弹炮多，要以‘猛虎掏心’的战法，打到敌人的‘心脏’里去！”
唐明春边听，眼睛边一瞥，只见他瘦了许多，胡子老长，裤子上还沾着泥巴，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等王近山话音一落，他激动地说：
“坚决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可是，当他说完后，却没听到司令员的回答，低头一看，他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了。
（5）
兰封战斗是王近山指挥刚刚由杂牌部队组建的6纵打的一次成功的奇袭战。在攻打火车站战斗中，指挥部队截获敌人11辆坦克的指挥官，是一名才23岁的团参谋长。战后，王近山要把他提拔为团长，可是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有人说：“他才23岁，团里还有一些老红军都没提拔呢！”
但王近山力排众议，坚持说：
“这位参谋长会打仗，他不提副团长，提谁呢？”
结果，他硬是破格提升这位参谋长为副团长。
（6）
王近山指挥部队打仗，很注重激励士气，说：“士气就是杀敌的力气。”他鼓舞士气，除了自己带头猛打猛冲和大喊大叫外，还很有一套方法。
1946年初冬，18旅旅长肖永银向他汇报部队情况时，谈到该旅有一个班长，叫王克勤，是个过硬的英雄，打仗带兵都有一套，说：
“在10月钜野战役的一次战斗中，他带着一个班打得勇猛顽强，又很灵活，一个班歼敌100多人。”
王近山很感兴趣：“你说说他的情况。”
“这位同志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解放入伍的，经过诉苦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很快，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先后9次立功。他很会带兵，在班里开展思想、技术、体力互助，班里又团结，战斗力也提高了不少……”
王近山听到这里，高兴地说：“好，好，这是个很好的样板，要抓紧宣传他，学习他，推广他的事迹和经验。”
不久，6纵就发出文件，要求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王克勤的运动。随后，各个连队都提出了“学英雄，见行动”的口号，很多班排订了杀敌立功计划，班排普遍结成了互助互学对子，掀起了练兵学技术高嘲，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6纵的做法被善于将兵的刘伯承发现了，上报给党中央，接着，延安《解放日报》也以《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为题专门发表了社论，并且指出：“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借以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与瓦解敌人，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于是，在全国各解放区都掀起了学习王克勤的高嘲。
王近山为各解放区部队创造了一个学习的典型。遗憾的是，王克勤后来在定陶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7）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王近山像疯子一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先后7次负伤，其中4次重伤，3次轻伤。他大伤连着小伤，但每次负伤，他不怕死、不怕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1937年冬在太行山的神头岭之战，他两处受伤，子弹把肺打了个贯穿，左上臂中弹又骨折，伤势最严重，也没说过一句疼的话，硬是咬紧牙关让129医院院长钱信忠做了3次手术。谁知1947年他因大腿骨折却大哭一场，并且还让全军区的人都知晓了，出了回“大丑”。
这年春天，6纵在豫北和鲁西南寻机歼敌。王近山在野战军司令部开完会后，急急忙忙往前方赶。因下了一场雪，道路很滑，吉普车已开得疯快了，他还嫌车速慢，一再地催叫司机：“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结果，因司机速度“加”得太快，车翻人伤，司机摔成脑震荡，王近山摔断了腿骨，右侧大腿中部骨折，住进了医院。
钱信忠院长专门在前线找了一个地方给他治疗。虽然此时医疗条件仍比较差，但钱信忠治伤的经验却更丰富了。他为王近山腿伤作了正确的牵引，骨折整系对接比较理想，效果也很好。谁知这天，政委邓小平赶去医院看望他时，王近山这个打起仗来气壮山河的铮铮铁汉一见邓政委，拉住他的手，却小孩似的，难过地说：“邓政委，我的腿断了，不能再打仗了！”
说着说着，他禁不住掉下眼泪，哭了起来。
邓政委安慰他：“仗是有你打的，等腿伤一好，一定让你到前方去。”
谁知这一劝，他更是放声地哭了起来。在场的人都很奇怪。平时一提起打仗，他浑身是劲，平时同他接触，他说得最多的话题也是打仗；他参加和指挥无数次的战斗，多次身负重伤、轻伤，但都没哭过，这次竟然如此放声痛哭！可他边哭还边问邓政委：“到底还能不能去啊？！”
原来，他是担心腿断了再也不能上战场打仗了！
邓小平安慰他说：“王近山，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好好休息，仗还有得打的！”
临走时，他嘱咐医院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王近山的腿。”
刘伯承第一次听到王疯子哭了，眼睛也是湿润润的，说：“这疯子呀，瞎担心。”他说归说，爱心却不减，不久专门从白求恩医院调来一位专科大夫为他治伤。手术后，为了让他早日康复，重返前线，又把他转送到后方医院，除安排6纵卫生部长詹少联专门照顾外，还从军区增派了一个救护小组，专门护理。
王近山也以坚强的毅力，配合医生治疗。当伤势稍有好转时，他就一个劲地要到前线去，多次对医护人员说：“前方作战任务重，我当纵队司令员的怎么离得开，你们让我出院吧。”
经医生们再三劝说，他才勉强安定了一段时间，不久伤愈，又重返了6纵。
谁知他一回去，6纵谁看见他都问他伤如何、完全好了吗，不是对他进行安慰，就是说“看，嗨，一点事都没了，全好了！不要担心！”2纵、3纵的“哥们”也纷纷打电话来询问伤情，说着说着，就是一大堆的安慰话，什么“别担心啦”、“你这条腿保证没问题啦”……王近山没想这次哭的事情全传出去了不说，甚至还有人添油加醋地说：“这个‘王疯子’伏在那个邓政委怀里嚎啕大哭呀，眼泪鼻涕一大把，把邓政委带的一条手帕全弄湿脏了！”
结果，王近山悔恨得要死，说：
“唉唉，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
（8）
1950年，在完成参加重庆警备区剿匪任务后，12军104团政治处主任郭绍唐奉命带着1营在綦江东南川黔边境清剿残余匪徒。
一次，他们去重庆开会，驱车返回途中在距綦江约40公里时，天已擦黑，不得不放慢车速，在盘山道上缓行。突然，前面响起枪声，并传来乱哄哄的“停车”声，郭绍唐预感到是土匪劫车，便停车借着月光望去，果然是土匪劫车！他立即派警卫员隐蔽地登上山坡，警卫员按他的布置迅速到位。他一面举枪左右扫射，一面高喊：
“3连左侧包围，1连往上冲！”
土匪信以为真，纷纷逃窜。郭绍唐率人迅速上车，开枪冲过封锁线，按时返回了部队。
之后，王近山司令员听说了此事，亲自打电话给郭绍唐，高兴地对他说：
“干得好！跟土匪斗，就是要多动脑子。”
17征战朝鲜，胜败惊人
（1）人疯脑子比谁都好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据说，在1949年年底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时，王近山曾经闹出过一个天大的笑话。当时他率领12军驻进了刚刚解放的重庆，军指挥部设在匆促逃跑的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的公馆里。这李公馆富丽堂皇，没来得及带走的金银细软扔得满地都是。王近山一脚踏进“李司令”的办公室时，电话铃就“叮呤呤”响个不停，他一接起，里面就传来一个“哈罗，请找李小姐”的奶油声音，王近山一听就火，吼道：“李小姐嫁人了，现在只有王爷！”“啪”就挂上了电话。
吼罢，他还不解气，骂了句，然后，他就挨个房间翻腾着，在金银细软堆里搜罗着，忙得满头大汗。
政委见状，问道：“老王，你要找什么宝贝疙瘩？”
他闷声闷气答一句：
“地图！”
很快，“王疯子”在金银窝里翻箱倒柜找地图的消息传到了刘伯承那里，他嘿嘿一笑，召来了“王疯子”，故意问道：
“近山，听说你很忙，在李根固家挖地三尺找什么宝贝啊？”
“找地图。”王近山笑着说。
“找什么地图呀？”刘伯承问到。
“找印度和缅甸的地图，李根固是重庆的警备司令，没准有这玩意儿。”
刘伯承打断他的话问：“你找印度和缅甸的地图干什么？”
王近山诧异地扬起眉毛，认真地说：“我们打到重庆了，再往南不就要打印度和缅甸了吗？”
刘伯承笑出声了：“近山呀近山，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印度和缅甸了？”
“可是，我们迟早要把帝国主义消灭，还要打到美国去呀！”
这事传出后，有人笑着说：“王疯子提起打仗真是愣到家了！还说要打到美国去，还要和美国人干架，嘻嘻。好笑好笑！”
谁知没过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王近山这句“二愣子”话居然应验了。虽然没打到美国去，但解放军换成了志愿军还是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人较起劲，真枪真炮“玩”起来了。于是有人又感叹说：
“哎呀，这王疯子说话可真准啊，他说要和美国人打仗，我们就居然和美国佬打起来了！他人疯脑子比我们还好使呢！”
王近山的这个笑话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了。但1950年11月，他真的离开重庆，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征战朝鲜去了。
（2）打了个大败仗
1951年3月16日，志愿军3兵团由二野3兵团12军、4兵团15军、18兵团60军组成。王近山以副司令员代3兵团司令员，统率3兵团入朝作战。
谁知命运一开始就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有“常胜将军”之称的他在朝鲜一开战，竟然就先打了个“大败仗”，麾下的60军180师损失7000多人马，几近全师覆没，此事震动了毛泽东。
为防止“联合国军”的反攻和两栖登陆，4月22日，彭德怀下令第5次战役提前发动。3兵团中的60军一分为三，181师作为第一梯队，突击、割裂美25师和土耳其旅，179师作为第二梯队，180师作为预备队〖奇`书`网`整理‘提供〗。他们英勇奋进，打了一些小胜仗，较好地完全了战斗任务。
5月16日，第5次战役的第2阶段打响。60军的任务是在楸谷里至大龙山地区，割裂美军和韩军的联系，牵制美陆战1师和美7师。在战役打响前，179师和181师分别被3兵团调拨给12军和15军，60军的战斗任务全落在了180师肩上了。当夜，180师538团和539团在玄岩和发雷地区分别强渡北汉江。第二日，全师渡过北汉江。539团克杜武洞、540团克仓村里、538团在新店里与美陆战1师遭遇，击毁坦克10辆，歼敌一个连。之后，538团和539团进占远水洞一线，与美陆战1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几天后，5月21日，彭德怀电令各兵团：由于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第5次战役暂告结束。志愿军司令部发出了撤退和转移的命令。
王近山接到撤退命令后，立即命令60军担任为3兵团阻击任务，其他几个军转移。5月22日夜，60军军长发出撤退命令：“……180师附炮2师两个连，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师作战地域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注意和右邻的63军的联系。”
但就在这一天，180师主力与美陆战1师竟日对攻，主阵地反复易手。直到第二日凌晨时分，他们才收到撤退命令。可一准备行动时，却突然发现右邻的友军63军已不告而撤。师长郑其贵急电军部。60军军长接到郑其贵的急电后，发出电令：
“注意派出部队掩护右翼，并准备于23日晚将北汉江以南部队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继续防御。”
郑其贵师长接到回电后，立即派出两个连占领原63军的防区，师主力开始北渡北汉江，向春川转移。谁知在当天晚上，60军军长又接到兵团王近山代司令员的急电：
“……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军5000名伤员全部未运；15军除已运走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2000名不能行动之伤员；60军也有1000余伤员，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
60军军长将王近山急电中“各部”误解为“60军必须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再次电令180师：
“停止北撤，继续在北汉江以南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180师的）江南部队应争取坚守5天时间。”
结果，当天晚上，180师的左右友邻部队全线后撤，他们却孤军滞后，陷入美军重围。最后与强敌激战7天7夜，一个师近1万人归队只有3000，7000余名官兵或战死或被俘。
此举终于酿成抗美援朝中最大的一次军事损失。
180师受到重大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该师是解放战争后期由地方部队升级编成的，没打过大的硬仗、恶仗。到达四川后，已准备地方化，师已兼任军分区。在接到军委命令后，又紧急收拢部队，迅速整编出发到朝鲜，部队中许多战斗骨干已流失，该师师长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部队没师长，战前由政委郑其贵改任师长，而郑其贵过去一直是搞政工的，没真正指挥过一个师的部队作战，临战应变能力非常不够。这是失败的关键。
作为3兵团指挥员，王近山也有一定的责任，他轻敌和大意，没具体部署各军转移的顺序和方法，只是把志司电报转发各军就如以往指挥老部队作战一样完事了；在率兵团指挥所转移中又关闭了电台，致使60军和志司均无法联络3兵团。事后，60军军长回忆，当时他意识到180师的危险后，曾请示兵团是否将180师向后撤，但由于未能联系上兵团，从大局的角度考虑，只好让180师单独孤悬敌后。而这时，作为师长的郑其贵优柔寡断，在部队发生严重危险时，没有正确判断形势，也缺乏果断指挥的能力。当部队面临险境时，他开了3天会仍迟迟不能定下决心进行突围，错失了突围机会。在被围后，又为怕被美军测向发现，指示参谋长销毁密码，破坏电台，错误地实行了无线电静默。结果，一方面它无法与上级进行联系，另一方面上级也无法联系到该师。当后来发现180师十分危险时，整个志司，3兵团和60军的所有电台集中呼叫180师，可就是联系不上，急得三级首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有心告诉180师快速突围的方法和路线，却因电台不能沟通而无法进行。
在最后全师突围时，郑其贵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因为分散突围，全师只突出了3000多人，而其538团采取全团集中突围方式，突出了1000多人，成为180师唯一保持建制完整的部队。根据战后《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统计，180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9人，营级干部49人，连级干部201人，排级干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这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重大失误。
战役结束后，180师7000多人的重大损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为此他专门来电召见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
王近山只带了个参谋去见毛泽东。
在中南海，毛泽东要他汇报第5次战役详细情况和180师受损失的原因。王近山勉强讲完180师的情况，说了句“180师受损失我负主要责任”后，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随行的参谋做了补充汇报。听完后，毛泽东说：
“王近山，你这个参谋说得比你有条理，他在为司令员辩护哩。有关第5次战役和180师情况，60军的领导是否也是这么认识的？”
“60军的干部对第二阶段战役指挥有不同意见，主要认为是我指挥方面的失误出的毛病。”王近山坦率地回答。
“现在是调查研究，还不到做结论的时候，谁负什么责任，调查完就会明确的，有责任推不掉，无责任也扯不上。刚才听你们的汇报，看来志司、兵团、军、师各级均有不同的责任，而主要责任谁负，还得进一步调查。有人说是由于你的右倾造成180师的损失，看起来还不能马上做个这个结论，你要把汇报的情况拿出充分的证据来。”毛泽东说。
随行参谋说：“战役的两个阶段，我都记了阵中日记，敌情、我军部署，实战进行的时间、地点和情况都是准确的。”
毛泽东说：“那好，你把这个日记拿来给我看看再说。”
5天后，随行的参谋去送日记，毛泽东与他谈了话，问道：“你老实讲，你们王司令有没有右倾情绪？”
参谋做了回答后，毛泽东又单独召见60军军长，接着同时召见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还找了刘伯承、徐向前、彭德怀、解方做了调查，然后，确信王近山没有右倾问题，再次召见王近山，说：
“第5次战役和180师受损失的问题，现已全部查明，主要责任并不在你，望你放下包袱，继续打好以后的仗。我跟彭德怀和60军军长都讲过，180师那个师长必须撤职，今后不能让他带兵作战。你是个常胜将军，但不能轻敌和骄傲。”
王近山来到朝鲜，水土不服，常胜将军第一次摔跟头，并且这个跟头并不轻！这样的大败仗在我军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王近山自己也窝了一肚子的火。
（3）上甘岭之战
但王近山终究是王近山，打了个大败仗，出了个大名，但是，内心里，他并不甘心。
1952年秋冬，在方圆不到4公里的上甘岭上，他又一次“石破惊天”，与美军激战。这一次他让美国人和全世界都扎扎实实地领教了他“王疯子”的厉害。
这年秋天，寒冷过早地降临到了朝鲜半岛。而新上任不久的“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上将与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几番“亲赴前线”“巡视”，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最后密谋出一个“摊牌作战”计划——“先攻占上甘岭地区，进而夺取五圣山，尔后进攻平康、金城”，以“扭转目前局面”。
五圣山是朝鲜中部战略要点，地势险要。谁控制五圣山，西可保平康平原，东可瞰制金化经金城通往东海岸的公路，南可威慑金化。若五圣山失守，平康以北一片辽阔平原就将受敌居高临下瞰制，必败无疑。上甘岭就在五圣山南麓，两侧有两个高地——5979高地及5377高地，分别叫“三角形山”和“狙击兵岭”，是控制五圣山的争夺要点，也是攻上甘岭的突破口。
王近山率部就守卫在上甘岭周围。
克拉克和柯林斯、李承晚、范佛里特等在五圣山附近窜来窜去，引起了志愿军总部的注意，彭德怀把这一情况通报给3兵团，加上一线部队的侦察，王近山预测美军在近期有发动进攻的可能，于是给3兵团下属的12军和15军下达了指示，说：
近期内敌可能在五圣山或平康方向有大的作战行动，要密切注视敌之动向。要通告部队，做好粉碎敌人可能发动攻势的一切准备，如果敌人敢于来犯，一定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彻底粉碎敌之进攻！
果不出王近山等人所料，克拉克很快就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10月14日，半夜三更，美军和南朝鲜伪军突然大炮发作，向着上甘岭猛轰，两个多小时的炮弹炸得天边红透，炮火一停，美7师、南朝鲜军2师等7个营对上甘岭发动了猛烈攻击。志愿军15军防守分队英勇抗击。
29师87团阵地丢失。随即又进行反击。在反击战中，9连出现了个“不怕死”的英雄，名叫邱少云。该连为了突然发起反击，潜伏在敌前沿高地下，谁知美军一发炮弹打中潜伏地的野草，引发大火，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邱少云烈火烧身，硬是死挺着，最后活活被烧成了一堆“木炭”。他死后，战友们就在他身边发现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溪流过，只要一滚就可以扑灭身上的烈火，但是邱少云怕敌军发现潜伏的部队，竟忍痛被活活烧死。邱少云的英雄之举使9连官兵备受鼓舞，一鼓作气发起猛攻，夺回了阵地。
这一天，敌人疯狂发射了30多万发炮弹，克拉克欲夺取五圣山的企图已很明显。王近山沉着冷静，命令15军45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