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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23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圈，24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从那样的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注释
1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二页。
2鲁迅一九年六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三页；并研究，二百二十四页。
3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4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五十四页。
5同3。
6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7鲁迅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至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二十七页。
8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七十三页。
9同上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百零二页。
10夏衍“左联”成立前后，文学评论，北京，一九八0年第二期。
11鲁迅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六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页。
12这是他一九二九年六月一口致许广平信中的自我描述，出处同2。
13许广平欣慰的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六十五页，
14鲁迅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九十四页。
15柳敬文关于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九百六十二页。
1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七十八页。
17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见禹长海编鲁迅在上海三，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一九七九年印，三页。
18同16。
19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七十三页。
20鲁迅自传，集外集，七十九页。
21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一百三十五页。
22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致林语堂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六页。
23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十三页。
2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三百七十页。
第十六章 新姿态
正因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官方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他心理的伤害就特别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间犹豫徘徊。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1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傅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扑过来，置你于死地，你哪里还有工夫去作那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虚无也好，悲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都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里，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因此，尽管他早已经多次证实了侈谈理想的可笑，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再一次谈论理想。
理想总是将来的事，他既然要谈，就只能捡回那个历史进步的老观念。他在通信中对朋友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2“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二又在公开的文章中接出更为乐观的姿态“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4“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5口气如此坚定，真是难为了他。
但是，这些话毕竟大空，光用几个“将来”、“历史、之类的大名词，并不就能构成一个理想，他还得将它们落到实处精神哲学。其中逻辑学部分在1817年出版，自然哲学和精神，力它们配备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是一片漆黑；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站在中国的当权者背后；唯一可以考虑的，似乎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了。说起来，他在“五四”时候就看过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和文学作品，也明显表示过对俄国的变革的好感。在厦门和许广平讨论今后的出路时，许广平还向他提议去苏联“党指国民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56他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有怀疑，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对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这一“点怀疑压人心底。更何况中国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国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齐攻击苏俄，单从敌我利害考虑，也应该将苏俄引为同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7已经抱定了以现实利害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苏俄为论证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开始频繁地谈论苏俄。先是在介绍苏俄及其文学作品的序跋中“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8“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到页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几个工厂已经完成了”。9接着又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说俄罗斯的黑土中确实长出了“成功”，10说这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11如此热烈的口气，他还从没有对别的事物用过。
将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国寻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认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穷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国实现同样的成功，就势必得把眼光转向中。国的穷苦人。鲁迅似乎早有这样的念头。在北京和广州，他看多了知识者的无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测；种种流血的事实又一再向他证明，光靠文字和思想，决不能战胜拥有暴力的黑暗。因此，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12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13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于是，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14“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5不用说，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也就因此特别重视，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无产者”的“将来”在现实中的唯一的例证，倘若那里的状况能够使他满意，他对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苏区”自己去看，只好求助于目击者的介绍。就是这样的目击者也很难找到，他只好向共产党人去询问。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会见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了解“苏区”的情况，他尤其注意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了一大堆具体的问题。最后他相当满意，确信“苏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某种“解放”。他后来甚至表示，要写一本描写红军的小说。16国外有苏俄的证明，国内又有”苏区”的证明，再加上国民党官方的反面的证明，他似乎的确可以相信，他已经替自己对于“将来”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条现实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鲁迅紧接着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驱逐内心的“鬼气”那样，再一次搜索自己的头脑转向阶级论，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生活，承认民，剔除那些与理想不合的思绪。需要剔除的东西也真不少。比方说，他向来把流血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统治者的凶残，甚至将被统治者翻身之后的“残酷”，也算到统治者的帐上；17另一方面又反感这种”残酷”，甚至会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鹏大规模的屠杀，那些“愚民专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对“革命”本身的厌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怀疑，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的反感，实际上都是出自对鲜血的珍贵，他所以称许叶赛宁们的“无可厚非，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也就在他们对革命的残暴一面的惊骇，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鸣。
可是，他现在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俄国式的革命，怎么还能再反感它的“残酷”呢自己亲身经历了统治者的暴力威吓，他对那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体会。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有意识地替革命的残暴辩护了。借评述法捷耶大的小说毁灭，他强调“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18一九三三年初秋，顺着眼以牙还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个“酷的教育”的说法“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