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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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45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46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早年受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的,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47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48,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49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注释

    1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四页。

    2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十八页。

    3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曹白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六十七页。

    4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准风月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四十五页。

    5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六十五页。

    6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零四页,并研究,一百四十九页。

    7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南腔北调集,十四页。

    8鲁迅林克多序,南腔北调集,十一页。

    9鲁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六十七页。

    10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四十四页。

    11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12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九十七页。

    13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三页。

    14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代,二心集,七十九页。

    15鲁迅序言,二心集,三页。

    16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的一次会见,见回忆伟大的鲁迅,十页。

    17鲁迅小引,集外集拾遗,一百八十八页。

    18鲁迅第二部一至三章 译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二十五页。

    19鲁迅偶成,南腔北调集,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页。

    20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六页。

    21鲁迅沙,南腔北调集,一百零八页。

    22鲁迅“以眼还眼”,且介亭杂文,九十二页。

    23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致姚克的信中,激烈指责北平的居民“人民是一向很沉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帜,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大好了”。见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十二页。

    24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2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三十五页。

    26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一百四十五页。

    27同9。

    28鲁迅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七页。

    29他的这些演讲,大多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北平当时的报刊,却有一些相当详细的报道,譬如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题为鲁迅昨在师大讲演的长篇报道。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页。

    30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八十页。

    31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七页。

    32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八十五页。

    33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见周建人等著我心中的鲁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百四十九页。

    34同上。

    35鲁迅编校后记三,集外集,一百八十一页。

    36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六十五页。

    37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集外集拾遗,四百七十三页。

    38鲁迅译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十二页。

    39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40同26。

    41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五十四页。

    42鲁迅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八十一页。

    43鲁迅一九三0年九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一页。

    44同14。

    45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并研究,三十二页。

    46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一九八0年第二期。

    47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二心集,九十五页。

    48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未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九十八页。

    49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四十四页。

    第十七章 “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0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1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2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3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4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5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6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7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